文/张承先 何川 李江辉

　　在全球犯罪治理的实践中，芬兰以其“预防为主、复归优先”的轻微犯罪治理模式独树一帜。这种将法治刚性与社会柔性有机结合的治理体系，不仅有效控制了犯罪率，更构建了犯罪预防、处置、矫正的全链条生态。2024年数据显示，芬兰轻微犯罪（以轻微盗窃、攻击行为和醉酒滋事为主）占刑事案件总量的70%，但犯罪率稳定在0.43%的低位，彰显了治理体系的科学性与有效性。
　　
　　一、轻微犯罪的法律界定与类型特征

　　（一）法律界定的多维标准
　　在芬兰法律体系中，轻微犯罪被定义为社会危害性较小、无严重暴力情节、损害后果有限的行为。《芬兰刑法》构建了“四元判定体系”：行为性质（如非暴力性）、情节严重程度（如初犯、偶发）、危害后果（如小额财产损失）及主观恶性（如非恶意动机）。典型如未成年人因法律意识薄弱实施的小额盗窃，或成年人过失性交通违法，均会被纳入轻微犯罪范畴。司法实践中，初犯且积极悔罪的行为人，往往会获得“宽容性认定”，体现了“教育优先于惩罚”的治理理念。

　　（二）典型犯罪类型解析
　　交通犯罪。严苛标准下的治理实践。芬兰对酒后驾驶实行“零容忍”，血液酒精含量超过0.05%即构成犯罪，显著低于多数国家的0.08%标准。2023年赫尔辛基警方处理的一起案件中，某驾驶员血液酒精含量0.06%，虽未造成事故，仍被处以500欧元罚款并暂扣驾照3个月。这种“预防性处罚”有效遏制了酒驾行为，数据显示，近五年芬兰酒驾案件年均下降12%。
　　小额盗窃。非监禁化处置的典型领域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研究显示，小额盗窃者（涉案金额通常低于500欧元）多因临时经济压力或行为失范引发。2024年图尔库市一起案件中，一名失业者盗窃便利店价值80欧元的食品，警方并未直接刑事立案，而是联动社会福利部门为其提供临时救助，最终以社区服务（20小时公益劳动）替代刑罚，该罪犯此后再未犯罪。
　　公共秩序犯罪。柔性干预的社会价值。针对醉酒滋事、公共场所骚扰等行为，芬兰警方普遍采用“警告+教育”的处置模式。2022年罗瓦涅米市一名游客因醉酒在街头骚扰行人，警方在现场处置时，除开具100欧元罚单外，还要求其参加4小时的“公共秩序教育课程”，这种“即时性矫正”使同类案件复发率降低35%。

　　二、治理机构的协同机制与职责分工

　　（一）警察机构：前端处置的灵活性实践
　　作为犯罪治理的第一道防线，芬兰警方在轻微犯罪处置中兼具执法刚性与治理柔性。在交通违法处理中，对于首次轻微超速（时速超过限定值10公里以内）的驾驶员，警方可直接适用简易程序，通过移动终端开具电子罚单，罚款金额根据日额罚金制计算（如月薪3000欧元者超速，每日罚金50欧元，一般处3—5天罚金）。赫尔辛基警察局2024年数据显示，70%的轻微交通违法通过现场处置结案，极大提升了执法效率。
　　在犯罪预防领域，警方创新“社区网格化巡逻”模式，在商业密集区部署便衣巡逻队，2023年成功遏制40%的潜在扒窃案件。同时，针对青少年犯罪，警方联合学校开展“法律体验日”活动，通过模拟法庭、执法现场观摩等形式，使青少年犯罪认知度提升60%。

　　（二）检察机关：起诉裁量权的精准运用
　　芬兰检察机关拥有广泛的不起诉裁量权，特别是针对初犯、偶犯且社会危害较小的案件。2024年坦佩雷市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中，17岁少年窃取同学价值200欧元的手机，事后主动归还并道歉。检察机关启动“恢复性司法程序”，促成双方和解，最终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（要求该少年完成50小时社区服务）。这种处置方式既保护了未成年人权益，又避免了犯罪标签化影响。数据显示，经此类程序处理的未成年人再犯率仅为8%。

　　（三）法院系统：量刑多元化与执行监督
　　法院在轻微犯罪审判中秉持“比例原则”，注重刑罚个别化。2023年奥卢市法院审理的一起酒后驾驶案，被告人血液酒精含量0.09%（未造成事故），月收入1.2万欧元。法院根据日额罚金制判处30天罚金，合计6000欧元，同时责令其参加戒酒辅导课程。这种“经济制裁+行为矫正”的复合式判决，使酒后驾驶再犯率从2019年的15%降至2024年的9%。
　　在执行环节，法院建立了严密的监督体系。对于社区服务服刑人员，要求执行机构每周提交服务报告，赫尔辛基地区法院2024年数据显示，95%的社区服务任务能按时完成，其中70%的服刑人员通过服务获得了社区志愿者的推荐信，为就业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　　三、多元化处置方式的实践创新

　　（一）日额罚金制：量罚公平的制度典范
　　作为芬兰刑罚体系的核心创新，日额罚金制实现了“罪责刑相适应”与“个体差异考量”的统一。具体操作中，先确定每日罚金基数（月可支配收入的1/60），再根据犯罪严重程度确定天数（1～120天）。2024年赫尔辛基某企业高管因公共场所滋事被判处20天罚金，其月收入1.5万欧元，最终罚款5000欧元；而同期一名失业者因同等情节被判处10天罚金，按最低社会保障收入计算，每日罚金仅20欧元，合计200欧元。这种“因人而异”的罚款机制，既保持了法律威慑力，又避免了“穷人坐班房、富人罚得起”的司法不公。

　　（二）社区服务：社会化矫正的有效路径
　　社区服务涵盖环境清洁、公益服务、老人陪护等多种形式，尤其注重对青少年和初犯者的矫正效果。2023年，埃斯波市试点“青少年社区服务积分制”，参与公园清洁、图书馆整理等服务的少年犯，可积累积分兑换职业培训课程。数据显示，参与该计划的青少年再犯率较传统处罚方式降低45%。更具创新性的是，部分社区将服务场所与就业培训相结合，如让失业的盗窃犯在社区工厂参与手工制作，既完成矫正任务，又掌握了职业技能，此类人员就业率达65%，显著高于普通求职者。

　　（三）恢复性司法：加害—被害关系的修复机制
　　在轻微暴力、财产损害案件中，和解程序成为重要处置方式。2024年万塔市一起邻里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案（轻微伤），加害人主动赔偿被害人医疗费用并公开道歉，在调解人员主持下达成和解协议。法院据此从轻处罚，判处加害人10天社区服务。这种“以修复替代惩罚”的模式，使被害人满意度提升至85%，且案件执行周期较传统诉讼缩短60%。

　　四、社会综合治理的立体化网络

　　（一）福利制度的犯罪预防功能
　　芬兰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构成了犯罪治理的“缓冲带”。针对因经济困难引发犯罪的群体，政府提供失业救济（最高达原工资的80%）、住房补贴（覆盖30%低收入家庭）和职业培训（年均投入2亿欧元）。2024年数据分析显示，接受福利救助的人群中，犯罪率仅为0.3%，显著低于未受助群体的1.2%。特别在北部拉普兰地区，通过设立“青年创业扶持中心”，将闲散青少年纳入职业培训体系，使该地区青少年犯罪率五年内下降50%。

　　（二）心理干预的全程介入
　　从侦查阶段开始，心理专家即参与犯罪治理。2023年赫尔辛基警方在处理一起校园欺凌案件时，邀请儿童心理学家对加害学生进行评估，发现其行为源于家庭破裂导致的心理扭曲。随后启动“司法—心理”联合干预机制，在判处社区服务的同时，安排为期6个月的心理治疗。跟踪调查显示，该学生后续未再出现不良行为，此类“诊疗式矫正”模式已在全国70%的青少年案件中应用。

　　（三）社区与家庭的协同支持
　　社区层面，“犯罪记录封存”制度为回归者打开绿色通道。轻微罪犯服刑期满后，其犯罪记录自动封存，在就业、教育等领域享有与常人同等权利。2024年坦佩雷市的一项调查显示，90%的封存对象成功就业，其中30%进入中小企业工作。家庭支持方面，政府推出“家庭辅导计划”，为问题家庭提供亲子教育、经济援助等服务，数据显示，获得家庭支持的罪犯再犯率（12%）远低于无支持群体（35%）。

　　五、治理成效与国际评价

　　经过数十年探索，芬兰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：犯罪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1.2%降至2024年的0.43%，其中轻微犯罪再犯率控制在15%以下。这种“低监禁化、高社会化”的治理路径，被联合国预防犯罪委员会誉为“现代刑事司法的典范”。其核心经验在于构建了“法律规制—社会支持—心理矫正—社区融入”的闭环体系，实现了从“惩罚犯罪”到“治理问题”的范式转变。■
　　
　　【作者简介】张承先，男，江西余干人，南昌铁路公安局教育训练中心副主任，美国佐治亚大学访问学者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，江西警察学院公共安全中心特约研究员，江西省刑法学会理事，江西省证据法学会常务理事，2016年被评为“最受欢迎的中央国家机关法治人物”，研究方向：刑事法律、行政法律、公安管理、公安教育。
　　何川，男，山东枣庄人，南昌铁路公安局教育训练中心综合大队民警，研究方向：公安网络信息安全与智能化。
　　李江辉，男，江西南昌县人，南昌铁路公安局教育训练中心副大队长，研究方向：刑事侦查。
　　（责任编辑：古静）